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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腐败开始制度化 官员财产申报是利益集团试金石作者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 之所以要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是因为没有来自社会对权力的监督，反腐败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任何一个社会，如果还能有基本的秩序，都必须有对权力的监督与约束。 不过，权力制约实现的机制是不一样的。一种是外部的约束，主要来自于社会，一种是内部的约束，主要是来自权力系统本身。有效的约束当然是两者的结合。在我们过去的传统中，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由于权力的集中，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然而，近些年来，在外部约束无法形成的情况下，内部约束的效力却在明显下降。这不仅仅是权力系统本身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当今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使得许多过去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今天已经变得苍白无力。其结果就是权力的失控。所谓权力失控，即是权力成为一种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 (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一些地方，权力演变为骄横跋扈甚至恣意妄为的力量。而腐败不过是失控的权力的外在表现。 从最近这些年的情况看，反腐败的措施制度化进展缓慢，而腐败却在开始制度化。如前一段披露出来的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天价车补的方案，书记、区长每年补贴高达7.6万元，最近更披露出，该市弓长岭区委书记和区长从2008年4月开始，就已经开始享受1年8万元的车补待遇了。而在对这种天价车补的所有论证中，似乎只有一个理由，即相关的经费减少了节约了。减少了相关经费就可以成为坐地分钱的理由，只有权力由于不受约束而恣意妄为的情况下才能说得出口。 可以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灵魂正是在于公开。然而，在一些地方开始进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试点中，人们却发现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即公示范围出现越来越小的趋势。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全国最早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新疆阿勒泰地区，公示的范围是最大的，当地1054名干部的财产申报状况，被放在阿勒泰地区廉政网上，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全国第二个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试点城市浙江慈溪市，在公开的范围上就打了很大的折扣，官员申报的内容，被张贴在各单位的公告栏上公示3天，公示范围基本是本单位的人。而不久前开始进行试点的四川省高县，则基本取消了公开的内容。“填好的表格，将由专人收集并送达县纪委，最后放入专柜保管。整个过程中，公众根本无从参与了解”。但据媒体透露，湖南浏阳市拟议中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则可能是申报和公开得最彻底的。这个方案拟将申报者的工资收入以及大宗财产实行彻底公开，并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然而这个方案最终是否能够不打折扣地得以通过，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无论这个方案的结果如何，财产申报结果的公示，都应当是坚定不移推进的方向。 这些年财产申报制度酝酿和争论的过程告诉我们，这项制度的出台，不是取决于制度制定的技术性过程，而是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博弈，取决于社会对于既得利益的阻止能力。而这项博弈的结果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将会有着重大的影响。人们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即在这次关于官员财产申报的讨论中，特别是网络上那些随意的跟帖中，对不久的将来能够出台这项制度，大多不抱希望，也使人们很失望。这种失望，实际上是一种不信任感。而对于这种不信任感，我们决不能继续掉以轻心了。如前所述，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表明，民众对公权力的不信任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而在一个社会中，没有一种对公权力的基本信任，社会的秩序就失去了基础。但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将公信力的丧失与社会中的信任危机混为一谈，将前者作为后者的一种特殊表现。其实，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