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

    《民主与法制》报刊登了一篇报道，报道的题目是《国内求职无门，国外求之若渴——下岗博士无奈出国》。读标题，就可以知道个大概了，但是事情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下岗的脑外科博士名叫郭品正，下岗前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工作。１９９８年，博士收到了院方的解聘通知书。原因是"科室人员优化组合的需要"。实际上是因为郭品正博士在医院搞不好人际关系。当然，郭品正博士自己并不认为如此。在他看来，是因为自己揭露了他所在的科室里的一些不正之风，才导致自己砸饭碗的。在以后的一年里，博士在省内找工作，起先，人家都因为省里唯一一位脑外科博士找上门而高兴，结果却又回绝了他。无奈之中，郭品正通过互联网求职，最后被美国加州大学医学中心录用。--说复杂，因为当事双方各执一词，是非难辩。并且郭品正下岗后的遭遇，也叫人感到蹊跷复杂。
    郭品正曾经到省人事仲裁部门去申诉过，但被告知，聘用合同到期，院方可以终止合同。而省体改委一位同志说，不是说博士不能下岗，问题的核心在于双向选择过程中能否保证公开、公平。可惜的是那位同志没有说，怎样才能做到公开和公平。--也许，这样的事情是说容易做难。但是，这次人事纠纷至少从表面上看是没问题的，因为连人事仲裁部门都说，院方可以终止合同。想想也是，院方为什么不能终止合同呢，就因为郭品正是浙江省唯一的一位脑外科博士吗？的确，正如我们说的，对人不能求全。不过人毕竟是群居动物，或许邵逸夫医院的人，确实无法和郭品正相处呢，那么，他们能不能叫郭品正走人？郭品正有他的权利和利益需要维护，然而，院方也有自己的利益和权利的，他们又该怎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呢，并且还是正当的，不会被人指责？--然而，我这么说决不是因为郭品正和我有仇。
    假如郭品正不是博士，而且又是省里唯一的一位，而且在下岗后最后又受聘于美国，我们又会怎样看待这次事件？自从我们实行双向选择以来，下岗者中，有没有和郭品正的遭遇相同的？也许是有的，但是，他们不过是些普通人。虽然，他们因为"搞不好人际关系"下岗了，因为看不惯周围的不正之风下岗了，但是，因为他们是普通人，所以，没有人来为他们打抱不平。而且，他们也根本没地方申诉，因为，连唯一一位博士下岗，也是可以的，遑论我们这些一抓一大把的"若干人"？即使我们主观愿望是希望给这些普通人以公平的，但是，这公平怎么给？专门设立一个调查机构，但是，连唯一一位博士下岗都搞不清楚是不是公平，我们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财力物力去澄清许多普通人下岗的真相？
    可是问题还不仅在此，在用人方面，我们怎么可能真正做到所希望的公平？公平应该是带有强制意味的，但是，人与人的合作还有一些非强制性因素，比如合作各方的个人意愿或喜好，--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双向选择？所以，在双向选择过程中，我们虽然讲公平一类的条件，不过，也决不是唯一的。退一步讲，我们能够做到强制性公平的，比如，郭品正又回到了邵逸夫医院，医院是不是可能在以后找个理由把郭品正打发掉呢？可是，我们就不该讲公平吗？那么，假如郭品正因为揭露科室中存在的不正之风而下岗，被这种不公正伤害就讨不到公道。更何况，他下岗之后，在省里求职又屡屡碰壁，就不仅是讨不到公道，而且是继续受到伤害。--假如社会是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随时随地会遭遇到和郭品正相同的不公正，比如，和领导不和而下岗，又比如下岗之后又找不到工作。
    曾有人指出过聘任制中出现的阴暗面：一些领导乘机"搞掉"自己的"眼中钉"；有的领导乘机大捞油水，以送礼多寡来作为谁上谁下的根据。如此，在一些单位就形成了下属对上级噤若寒蝉，生怕自己被人赶走。的确，我们可以在推行聘任制的时候，强调公平，强调监督，但是，怎么监督才能发现有人在给领导送礼？而假如碰到该下岗的人倒打一耙，诬陷领导，我们又怎样才能够还人清白？
    这还不是叫人为难的，更加不好办的是，上岗下岗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是过去的成绩，还是将来的成绩？根据过去，谁能保证上岗者的今后表现一定好？根据将来，谁又能够预知将来？既然如此，我们又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谈"公平"呢？假如，公平成了一种纯粹的标准线，并不可能有实际的意义，我们又何必搞什么聘任制？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2001年07月25日

城堡磨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