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历任总统（元首）-蒋中正（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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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位：国民政府主席 任期：1928年10月10日-1931年12月15日 任次：第2任
　　职位：国民政府主席 任期：1943年8月1日-1943年10月10日 任次：代理
　　职位：国民政府主席 任期：1943年10月10日-1948年5月20日 任次：第4任
　　职位：总统 任期：1948年5月20日-1949年1月21日 任次：第1任
　　职位：总统 任期：1950年3月1日-1954年5月20日 任次：复职
　　职位：总统 任期：1954年5月20日-1960年5月20日 任次：第2任
　　职位：总统 任期：1960年5月20日-1966年5月20日 任次：第3任
　　职位：总统 任期：1966年5月20日-1972年5月20日 任次：第4任
　　职位：总统 任期：1972年5月20日-1975年4月5日 任次：第5任

　　蒋中正（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原名瑞元、族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官方、教科书以及媒体多称其为“蒋介石”；中华民国政府官方、公务机关多称其为“蒋中正”、“蒋公”。中华民国政治家、军事家，祖籍江苏宜兴，生于浙江省奉化县，逝世于台北市士林官邸。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务。领导了八年抗战，使得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战胜外敌的全面入侵。反对“台湾独立”，坚持“一个中国”，拒绝了美国提出的联合国“双重代表”建议（由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同在联合国代表整个中国），坚守中国终将实现统一的信念。

早期经历

　　蒋中正于1887年10月31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府奉化县溪口镇。父亲为蒋肇聪，母亲王采玉。蒋家自蒋中正祖父蒋斯千开始经营盐业，家境富裕。
　　1908年，蒋中正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备班东京振武学校期间，接触到了旨在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革命思潮，经陈其美介绍加入由孙中山于日本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1909年至1911年，蒋中正进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实习。
　　1911年10月（清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蒋中正潜回上海参加辛亥革命，与陈其美于江浙起义，并以先锋指挥官职位率百余人进入浙江，攻占浙江巡抚衙门，俘虏巡抚增韫。
　　武昌起义爆发后，沙皇俄国认为分裂蒙古的时机已到，开始培植亲俄势力，并大批发放武器，准备制造外蒙独立。年底，在沙俄总领事的指挥下，驱逐中国官员，宣布独立。
　　1912年（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蒋中正在陈其美命令下，刺杀了孙文的异己——曾为光复会领导人的陶成章。
　　1919年发生五四运动。同年，孙中山以“中华革命党”为基础，扩大吸收党员，成立中国国民党，蒋中正随之加入。
　　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炮击广州总统府，孙中山仓促避难于永丰舰，蒋中正奉孙中山“事紧急，盼速来”电召，星夜自沪驰赴广东，在永丰舰上协同指挥作战56日。8月9日脱险，随孙中山返沪。

对抗苏俄

　　1923年，孙中山将大本营迁回广州，建立国民革命政府，对抗北洋政府。列强多不支持孙中山与国民革命军，孙仅获得表面上对华友好的苏俄支持。孙中山为赢得“输出共产主义”的苏俄的支持，在改组国民党的同时实行“联俄容共”：聘请苏俄军事及政治顾问，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年9月至11月间，孙中山派蒋中正为代表，率团赴苏俄考察学习苏维埃体制的政治及军事系统。蒋中正在苏期间，发现苏俄不欲兑现援助孙中山政府的承诺并坚持认为蒙古不属于中国，还发现苏俄当局“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并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蒋中正自此认定苏俄乃“赤色帝国主义”，共产主义亦不适于中国。
　　1924年1月，孙中山任命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及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回广州后，对孙中山面陈其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孙中山认为他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顾虑过甚，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环境。蒋中正因而力辞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将筹备处交予廖仲恺后离粤返乡。同年4月，孙中山再三催促蒋中正复出。蒋中正接受黄埔军校校长任命。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及军队政治部发展组织，国民党内矛盾逐渐增加。
　　1925年1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西山会议，反对容共。苏联顾问季山嘉和蒋中正的合作关系因苏联企图使中华民国赤化（即“共产党化”）而急速恶化，由此，季山嘉竭力拉拢亲共的汪精卫，试图联手推翻蒋中正。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其执监委暨候补委员八十名中，共产党员约占三分之一，以汪精卫为首的亲共国民党左派也占三分之一，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部长及秘书，共产党员也占一半以上。至此，国民政府已由苏联及共产党所控制。
　　1926年3月19日下午，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电话请示蒋中正调中山舰回广州，准备供苏联考察团参观。蒋表示：“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中山舰返回广州后，理应熄火停泊，但却整夜发动着，没有熄火，形同戒严，令蒋中正越发生疑：“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在黄埔，在省里，他就开回来省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3月20日，蒋中正前往汕头的半路返回广州，下令全城戒严，防止中共和苏联顾问季山嘉兵变。欧阳格、陈肇英奉蒋中正命令占领中山舰并逮捕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机关，扣留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周恩来等中共党员，并严密监视邓演达。事件平息后，蒋中正的声望进一步加强，苏联也接受了国民党的要求，撤回了季山嘉，重新派鲍罗廷任国民政府顾问，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一时得到了缓和，陈独秀、鲍罗廷也不得不对国民党妥协。
　　1927年3月20日晚，北伐军东路军进入龙华，完成对上海的包围。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国民党钮永建和共产党周恩来等领导下，发动第三次武装行动，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并建立起一支2700人的工人纠察队。3月22日，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军开进上海。
　　1927年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引发“南京事件”。3月24日上午8时许起，突然爆发大规模的抢劫外国人的排外风潮，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到侵犯和洗劫。金陵大学美籍副校长和震旦大学意大利籍预科校长遇害。此外，英国侨民死亡2人，日本侨民死亡1人，法国侨民死亡1人。在袭击中，英国和日本领事馆成为袭击的首要目标，英国驻南京领事中弹负伤，卧病在床的日本领事也遭到枪击。下午3时，被围在下关一座小山上的美国领事戴维斯向停泊在长江上的英国和美国军舰发出开火援救的信号，英美军舰开始炮轰南京。蒋中正严电阻止事态扩大，江右军司令程潜一方面制止抢劫，一方面委托红十字会代表同英美军舰联络，使其停止炮击。英美军舰炮击持续约1小时后结束，抢劫风潮于下午5时左右逐渐平息。25日，程潜指责共产党员较多的第2、第6军策动抢劫。遭到抢劫的外侨也指出，抢劫者是身穿国民革命军制服、讲湖南、广东、江西等地方言的军人。英、美、日领事的报告也分别以大量事例证明抢劫领事馆的是江右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在蔡元培、李烈钧等国民党元老举发“共党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通过“非常紧急处置案”。事后，北伐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被通缉。
　　3月25日，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对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出警告：旦有扰乱，驻军必将负责缴械。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吴稚晖提出发动“护党救国”运动，控告共产党且谴责鲍罗廷，阴谋使中国变成苏联殖民地。认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势力日益膨胀，“党中有党”，如不早日剪除今后难以控制。再加上共产党人在北伐军攻克的地方搞“打土豪、分田地”，杀光地主全家的恐怖政策被大量国民党员所反对，蒋中正准备发动清党。3月29日，中共请示苏联，强调准备抵抗。4月5日，蒋中正指使青帮、洪门头目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出面，组织右派团体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以对抗上海总工会。
　　4月6日，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在公使团签字批准北洋政府军警可以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搜查的情况下，率领军警对于苏俄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路办事处进行了9个小时的搜捕，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并搜出共产国际发来的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和武器弹药。其中一份训令内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证明苏联确实全面指挥了中国的颠覆政府的运动。当时的政界和媒体一致认为，这个训令就是不久之前发生的南京事件的直接原因和最终动机。
　　4月12日凌晨，受蒋中正指挥的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的帮派分子从上海租界冲出，向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的驻地闸北、南市、浦东、吴淞等处发起攻击。之后蒋中正下令淞沪戒严司令部所属国民革命军第26军借口“工人内讧”对工人纠察队强行缴械，造成三百余人伤亡。4月13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人大会，声讨蒋中正。会后，十万多工人、学生到宝山路国民党26军第二师周风歧司令部请愿。士兵向人群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中正下令解散上海市临时政府、上海总工会和一切共产党组织，搜捕共产党员及支持者，逮捕千余人，并将首要人员当场杀害。至15日，有三百余人死亡，五百余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4月14日，李济深主持广州陆海空将领开会，决定“清共”，第二天，广州全城大搜捕。在厦门、福州、宁波、南京、杭州、长沙等地，也开始大力缉捕、屠杀中共党员。
　　4月18日，蒋中正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和亲共的武汉汪精卫政权对立，史称“宁汉分裂”。鲍罗廷及中共中央仍寄希望于汪精卫、唐生智及北方的冯玉祥。鲍罗廷主张第二次北伐，接应冯玉祥，会师中原，占领西北。
　　随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武汉联合发动了讨蒋运动。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人民群众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4月22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伯渠、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名义联名通电讨蒋，指出：“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隳于蒋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各国民革命军涤此厚辱”。
　　6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转发电报给汪精卫，要求其增加共产党对武汉政权的掌控，并处分反革命派，扩大农工武装运动。
　　7月7日，冯玉祥在洛阳宣布实行“清党”，规定不经军、师长许可，一律禁止开会；对于共产党人，要注明其何时入党何人作保，愿意走的发给川资，不愿离开而愿意留下工作的必须声明脱离共产党，听从国民党的指导，遵守国民党的规则，然后方可收容之。
　　7月15日，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再度知悉斯大林指示苏联顾问鲍罗廷欲分化国民政府，以助中国共产党武力夺取武汉政府权力之策略后宣布“和平分共”，遂决定取缔共产党言论，又通过“取缔共产议案”，罢黜鲍罗廷及其他苏联顾问，史称“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失败，鲍罗廷坚持的“迎汪”、“联唐”、“拥冯”统统破产。苏联失去了对国民党及中华民国的控制后，转而大力扶持共产党组建军队，在几次武装暴动失败后，转入农村地区发展。国民党与共产党终公开决裂，并展开了持续十年的武装对立。

统一中国

　　1928年5月，日本试图阻碍中国统一，以“护侨”为名出兵山东，阻止北伐。蒋中正一面与日交涉，一面委派朱培德为前敌总指挥，积极北进，并决定济南克复后，即渡河追击，不使日本阻碍北伐军行进。5月1日，北伐军克济南。日军阻碍北伐军，造成五三惨案，国民政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遇害。3日至5日，日军在济垣滋扰挑衅，向北伐军袭击，蒋严戒北伐军勿予还击，并严令入济南部队，于三日夜退出城郊。日军仍继续放枪发炮，并引张宗昌以飞机炸北伐军司令部，蒋为完成北伐，忍辱勿较，限令北伐军星夜渡河，仅饬留李延年步兵团驻守。日本阻碍北伐之阴谋于是粉碎。6日，蒋继续提兵北进，在连克平阴、禹城、石家庄、临沂、德州、定县、张家口后，蒋进驻石家庄督师。克复保定。6月3日，张作霖离开北京出关，在皇姑屯被日军预埋炸药炸死。6月8日，北伐军和平接收北京
　　1928年10月10日，蒋中正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五院组织成立。蒋发表中华民国训政时期施政宣言。成立法制局。设置外交研究委员会，研究废止不平等条约的步骤。宣告关税自主。11月，制定国玺，实施禁烟。美国首先承认关税自主，各邦交国均赞同，仅日本极端反对。12月，统辖中国东北的奉系张学良宣布改北洋五色旗为青天白日旗，史称东北易帜，通电遵从中央号令，国民政府宣布统一。

兄弟相争 日寇得利

　　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及桂系联军与蒋中正中央军爆发了中原大战，双方二十余万人员伤亡。在张学良支持蒋中正，率军入山海关攻进北平后，联军反蒋同盟即告瓦解。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件发生，日军突犯沈阳，侵占东三省，正在南方剿共的蒋中正闻讯后，旋即电令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导致东北沦陷，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中共趁机加紧发展，在湘赣等地建立起多个“中央苏区”并不断扩大。1931年11月7日，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国庆日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设在江西瑞金。国民政府面临“北有日军、南有共军，交相呼应，同时进逼”的局面。
　　1933年1月，日军攻破榆关，中共则在江西扩张。国民政府筹划应对日军、共军呼应夹击之策，决定“对外积极准备，对内加紧剿共”。蒋中正一面派兵北上防日，一面加紧剿共，并密筹对日宣战与封锁之准备。5月31日，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这一天，蒋中正在日记中写到：“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6月，蒋密令购备装甲车、坦克车等武器。7月，庐山军官团训练开始，蒋亲赴牯岭主持训练事宜。8月，筹划对日开战时国民政府迁都西北之准备。9月，令中学以上毕业生实施军事训练。赶筑西北公路。
　　1934年，蒋中正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清剿，拥有优势兵力且得到德国军事顾问相助的国民党军队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法，加上中共内部出现了军事路线错误，导致红军主力被击溃，被迫放弃江西“中央苏区”和其他南方根据地，开始长征。中央军亦借追击红军机会，进入了处于半独立状态的西南各省军阀地盘，国民政府势力自此进入云贵及四川，蒋恩威并施，开始施力使西南各军阀难以再与中央相抗，西南平定。
　　1934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蒋中正提出对日决策基准：“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1935年8月21日，蒋中正在日记中对日本侵华最终失败之走势做出七点预判：“（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蒋中正巨大压力。
　　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对此，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党均通电声援，以抗日的名义攻击蒋中正。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飞行员却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陈济棠、李宗仁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秘密联络日本，向日本购置军火，由日本派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官。最后，广东空军在司令黄光锐的率领下驾驶所有飞机投奔南京国民政府，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也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中正表态归顺。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最有实力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粤桂湘三省伏首听命，使蒋中正声望提高。叛方空军驾驶员与将领的表现，也促使蒋中正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乱骂他“亲日卖国”的政敌是不得人心的——显然也使他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坚信不疑。蒋中正便将准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军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中正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因为当时论“造反”实力，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无法和两广部队相比）。
　　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中正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中正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部地区。12月4日，蒋中正由洛阳抵达西安，并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蒋虽从情报中获知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与张学良和杨虎城有所交往，但蒋中正并不怀疑张学良的忠诚。
　　1936年12月12日清晨5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向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联合抗日等要求，史称“西安事变”。12月16日，国民政府在劝阻张学良无效的情况下出兵讨伐，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随即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在强大的军事攻势面前，张学良释放了和蒋中正一同被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此时，张学良观阅了缴获的蒋中正日记，明白了蒋并非不抗日，而是在积聚实力，事实上蒋极渴望抗日雪耻，张学良已深感后悔。
　　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得到斯大林指示：要求释放蒋中正。斯大林认为蒋中正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抗日的领导人，一旦蒋中正有所不测，中国会再次陷入辛亥革命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人能领导抵抗日本，日本便可以中国为后方，北上苏联，而当时苏联方面最担心的是西方的希特勒的扩张野心，苏联没有能力同时东西两面作战。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中共内部经过争辩后，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事变的协商。
　　12月18日，国民革命军空军在西安市区上空投放大公报数十万份，头版为张学良最敬重的文人张季鸾撰写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劝告东北军将士迷途知返，勿误国误民，该文章张学良至晚年尚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同时，胡适、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等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破坏统一，罪恶昭著。”
　　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赶往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一同前往调解的外籍顾问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去见蒋中正。蒋中正见到宋美龄后，眼泪直流，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宋美龄劝蒋道：“宁抗日，勿死敌手”。至此，蒋中正宁死不屈的态度开始动摇。周恩来亦敏锐地观察到蒋中正内心深处非常思念长期软禁在苏联的长子蒋经国，周恩来在迅速与莫斯科达成协议后，向蒋暗示只要蒋中正放弃武力剿共，可释放蒋经国归国，终于使蒋中正态度软化。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中正，并亲自陪同蒋中正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落幕，中共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中共宣布解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改为边区政府，并停止“土地改革”，将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国民政府则通过“根绝赤祸案”，停止军事剿共，为改编后的中共军队拨发军饷，中共党史所称的“国共第二次合作”自此开始。
　　近代一些历史学家根据最新的史料，包括战后日本公开出来的秘密档案研判，蒋中正对日态度并非姑息求和，实在是中日国力悬殊的缘故，而蒋中正首先想做的事情是消灭中共和地方割据势力，统一长城以南的中国地区。史学家唐德刚认为，抗战固然非打不可，可是它在1937年7月7号开打，却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后果，并且不排除在中国民族统一战线没有迅速形成的情况下，日军不侵略中原地区，转而直接北上苏联的可能性。

八年抗战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蒋中正采取的总对策是“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并密电宋哲元向石家庄、保定增兵，巩固北平城防。7月13日电令宋哲元：“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17日，蒋在江西庐山发表了“最后关头”演说：“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至此表明了对日军挑衅的退让底线。同时，蒋中正一再强调“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他认为卢沟桥事变非“偶然突发”，而是日本“处心积虑”，所以必须反击。同时采取紧急措施，编组第一线战斗部队100个师，预备部队80个师，后备兵员100万人。国民政府也把重要的设施、人力向西南转移，使西南成为日后抗战的大后方。28日，北平沦陷。
　　1937年8月14日，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下令对侵占上海的日军发动总攻击，大规模对日抗战遂于淞沪全面爆发（淞沪会战）。8月23日，增援日军在军舰密集炮火掩护下，于长江南岸强行登陆。中国军队转入顽强守卫战。由于蒋中正将主力集中在上海，缺乏运输补给和重武器及空军掩护，中国军队被动挨打，伤亡很大。11月7日，蒋中正日记写道：“保持战斗力以图持久抗战，与消失战斗力以维持一时体面相较，则当以前者为重。”同日，蒋下令自上海苏州河南岸撤退。11月11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一溃千里。蒋决计迁都，长期抗战。
　　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前后共历时3个月，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6个旅，30多万人，死伤7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9个旅，60多万人，伤亡达15万余人。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民浴血苦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并争取了时间，从上海等地迁出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为坚持长期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海沦陷后，首都南京是战是守，意见不一。唐生智主动请缨守卫南京，蒋中正最终接受。不过，蒋也确知南京难守。11月27日，蒋中正巡视南京城防工事，叹惜道：“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也。”12月1日，蒋下令将沿海工厂、企业等陆续迁入内地复工生产。12月13日，南京沦陷。
　　蒋中正在主要沿海城市被占领，经济和财政不断告急情况下，抵制住政府内部求和派压力，投入百余万国民革命军坚持抗战，尽全力阻止日军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1937年12月17日，蒋中正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表示“中国持久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国之民心……人人敌忲，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之国土之内国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于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日本于年底提出和谈条件，要求中国“放弃抗战，承认满洲国，设立非武装区，对日赔款”。蒋中正决定对日方所提议和条件一概不理，强调日本所提出的和谈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自无考虑余地……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1938年春，日本发表“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手”的声明，大量增兵进攻中国。淞沪会战后，蒋中正又先后指挥了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至1938年10月，使日军伤亡45万余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至此，侵华日军兵力严重不足，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与日本签订密约，蒋中正严正驳斥，并明令通缉。
　　1940年6月，法国被德国攻陷，英国亦岌岌可危，日本趁机胁迫英法关闭滇缅公路、滇越铁路，中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法国更让六万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抗日后方。此时，苏联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协议”，美国则继续出售钢铁和石油支持日本军火工业。中国军队有钱买不到武器，买到了也运不回来。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又称新四军事件）”后，蒋中正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并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饷，国共关系不断恶化。
　　1941年6月，德国突袭苏联。随后美国与日本谈判，希望促使中日议和，蒋中正电告美政府，不得牺牲中国以谋求对日妥协，要求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兵及归还侵占中国之土地。美政府随后停止了对日战略物资供应，并要求日本在只承认蒋中正领导的国民政府（与日本人扶持的南京汪精卫“国民政府”相对）的前提下无条件退出全部中国领土。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美英等同时对日正式宣战，中国成为同盟国成员之一。
　　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在美国华盛顿签订反侵略共同宣言，蒋中正被推举为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中、泰、越等地区的同盟国军队作战。1月4日，中国军队在长沙大胜日军，击毙日军五万七千人，史称“长沙大捷”。
　　1942年10月初，蒋中正敦促美国率先自动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10月9日，美英两国通知蒋，愿与中国谈判缔结新约。美国朝野普遍认为蒋中正及其国民政府是中国民主化之希望所在。虽然蒋在中国推行的训政与美式民主有很大差距，但由于同为同盟国盟友，当时美国政府、国会、一般民众对蒋颇有好感。此时，中国抵御日本的战果获列强正视与钦佩，国际地位遂大幅提升。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平等新约”，随后各国陆续与中国重定新约，危害中国百年的不平等条约自此废除。10月，中国与美英苏联合发表“四强宣言”，共同担负战后国际和平安全责任。此时，蒋中正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并列，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领袖秘密签署雅尔塔协定，在中国代表未获邀请参加的情况下，部分内容涉及外蒙古问题。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时，斯大林推测日本必将投降。8月9日，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攻击，美国也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蒋中正认为斯大林此时对日宣战“极尽其投机取巧之能事”，是来抢战利品的。就在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的当天，斯大林警告中方谈判代表宋子文，中国政府必须在中苏谈判中让步，“否则共产党就将进入东北地区”。此时，“中共问题”成为斯大林威吓蒋中正的最有力筹码。国民政府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无力与苏联对抗。如果没有和苏方签订条约，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国民政府将难以对其约束，苏军有可能公开支持中共。为继续取得同盟国对中国战区的支持，以及避免苏联援助中共和在东北驻军不撤走，1945年8月14日，经过与苏联两个多月的谈判，中华民国政府最终做出妥协。宋子文、王世杰等在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授权下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允许将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宋子文拒绝签字，并辞掉外交部长一职，最后该条约由王世杰签字。对此，杜鲁门给蒋中正打电报说：“我请阁下执行雅尔塔协定，但我未曾请阁下做超过该协定之让步。”指蒋中正抛弃了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中华民国政府退居台湾后，蒋中正以苏联违约去支持中国共产党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联大提出控苏案，并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在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地图上，外蒙古重新被“划归”到中华民国。直到李登辉主政后，新出版的中华民国地图才修改为目前中华民国实际管辖的台湾本岛以及金门、马祖等外岛区域范围。）就在条约签订的同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中正于翌日发表抗战胜利广播《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
　　日本关东军16日接到了正式的停战命令，17日正式向苏联远东军提出停战交涉。但是，苏军却拖延停战，要求日本关东军于8月20日12时以后再停止战斗行为。这种没有要求日军立即停战投降的反常举动，显然表明苏军对当时战斗的推进和战果还不满意，因为一旦宣布关东军投降，就有可能招致中国和美国介入受降。苏联希望利用达成停战协议以前的时间，加速扩大在远东的占领范围。8月19日，苏军进占齐齐哈尔。8月20日，苏军开进长春、沈阳、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8月22日，苏军先头部队进抵旅顺、大连；23日和24日，苏坦克部队乘火车进驻旅顺、大连。同时于8月24日进占平壤，不久推进到“三八线”附近。
　　苏联红军的下一个目标甚至是打过长城，直下北平与天津。蒋中正已经感到局势失控，立刻与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达成一致，在中美的压力下，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投降日军必要时与苏军不惜一战，以确保长城防线。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迅速在渤海湾登陆，控制了平津到山海关的战略要地，然后立刻空运国民政府的部队到平津接收，阻止了苏军席卷整个华北的企图。
　　1945年8月24日，蒋中正代表中华民国签署联合国宪章。9月2日，日本正式向中、美、英、苏等同盟国递交降书。9月4日，蒋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宣示“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推行民主宪政还政于民、实施军队国家化”三点建国方针。

内战失败

　　抗战结束，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并跻身五大国之列，不平等条约得以废除，与世界各国重定平等新约。但抗战间，国民政府在沦陷区统治濒于瓦解，而中国共产党却在华北进行游击战和政治动员，正规军由抗战初期5万余人，发展至127万余人，民兵268万余人。由于国民政府战后实施战士“解甲归田政策”，国共军队比例从60:1变为3:1。中共对国民党渗透前所未有：熊向晖、郭汝瑰、刘斐等中共地下党员均进入国军指挥核心，卫立煌等国军高级将领也与中共不断联系，而蒋中正并未察觉。民国政府在抗战胜利后还受通货膨胀及贪污腐败等问题的困扰。
　　蒋中正首倡“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主张，并与中共以党对党的名义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业并达成了建设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新中国的政协决议。
　　由于苏联控制了中国东北及内蒙古新疆的部分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欲接管东北。但自从中共在遵义会议把共产国际顾问请出领导层后，苏联就失去了对中共的绝对控制，一直对中共存在猜疑和不信任，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以便利用国共两党的矛盾，更好地控制中共和中国北部。
　　虽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日本投降后最迟三个月内苏军全部撤出东三省，但是苏军根本就没有打算要离开。蒋中正几经交涉，毫无结果。最后直到美国加入施压，苏联才宣布撤军。苏联当然不会空手而回。抗战末期，经过日军多年的苦心经营，东北工业生产总量已经超出日本本土，苏军抵达东北工业区后，就开始系统地没收粮食与其他存储的物资，并且在1945年9月初就开始有选择地搬运工业机器。在撤军期间，苏联运走了日本在这里的大批工业设备和其它资产，不能拆除带走的，也加以破坏烧毁。在奸淫掳掠的过程中，民间的其它财产也遭到了掠夺，甚至连中共的部队也未能幸免。1945年9月初，第一批八路军冀东部队进入沈阳，就遇到了苏军的抢劫。更有甚者，1945年12月14日晚，中共重要军事将领，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卢冬生（曾任八路军三五八旅旅长）在哈尔滨被苏军士兵行抢时打死。国民政府1946年公布的八年抗战期间中国财产损失为133亿美元。而1945至1946年，苏军从东北掠走的财产即价值13亿美元，相当于中国抗战八年所有财产损失的十分之一。
　　1945年8月11日，重庆最高统帅部发布两个命令，一个是给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另一个命令，是给国民党各战区将士的，命令他们“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而共产党声称坚持了8年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有权接受日本的投降。于是，在晋察冀，在晋冀鲁豫，在晋绥解放区，八路军各部队频繁出击，短时内便收复城市187座，国土15200平方公里，解放区人口达一千八百多万。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夺取华东、华北、西北、东北大部分地方政权的关键时刻，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军事实力，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终目标，但他知道一点：无论中国内战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中正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此时，对至于苏军管制下的东北，中共还是寄予很大希望，仍坚持“迅速争取东北”，只因不明苏联的立场，所以决定先派干部去那里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是否派军队占领，还要视情况而定。
　　8月22日，毛泽东就重庆谈判给蒋中正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23日，蒋中正第三封电报再邀，毛泽东次日答复，周恩来先去，他本人“准备随即赴渝”。8月25日，中共又接到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的邀请电，遂开会商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去重庆谈判。
　　在重庆谈判过程中，莫斯科对国共和谈的结果以及中共的实际立场已经逐步有所了解，但除了坚持建立统一政府的原则外，并没有再发表具体意见。
　　1945年11月10日，苏军派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苏军在撤退前5天将允许国民党军队运往东北各大城市，在机场的中共军队不得同国民党军队发生摩擦。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放弃独占东北的想法，仍积极于山海关至沈阳一线布置重兵，试图拒国民党军于山海关之内。直到11月15日，毛泽东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还雄心勃勃地说：在山海关至锦州一带可集中7万人，由林彪或者罗荣桓去指挥，举行反攻，每次歼敌二至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但山海关最终还是失守了。
　　11月19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提出以下四点意见：一、长春铁路沿线及城市全部移交给蒋中正国民政府，中共军队必须撤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二、中共所属机关必须从沈阳等大城市撤出；三、有苏军的地方中共军队不准进入，也不准同国民政府军队作战；四、在苏军全部撤出东北之前，包括山海关至锦州地区在内的东北全境不准作战。
　　11月20日，中共的方针仍然是“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希望苏军能把“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留给我们，并“尽可能推延蒋军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但是，11月22日，迫于形势的变化，刘少奇便提出了一个新的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28日和29日，刘进一步明确：“独占东北已无此可能，但须力争在东北的一定地位”，今后工作重心为控制长春铁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在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以及美苏两国的共同压力下，中共不得不暂时放弃进行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计划，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将要出现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1946年2月11日，为了进一步逼迫苏联撤军，美英公开指责苏联违背雅尔塔协议。这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舆论哗然，广大市民、学生纷纷涌上街头，抗议苏联在中国东北、新疆和内蒙的行为，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3月5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的提案。3月6日，中国照会苏联，撤军期限已过，苏军尚未完全撤退，要求苏联政府饬令“即行撤退”。
　　3月7日，苏军已开始从东北南部撤退，但他们没有宣布这个情况。苏军刚一撤走，中共就开进去了。蒋中正立即决定不顾共产党军队的抵抗，占领苏军撤退的每一座城市。但是，这已不可能了。
　　3月8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他们将撤出沈阳、吉林，中共可以采取行动。第二天，苏军又通知东北局：他们将于13日撤出沈阳，中共军队尽快去占领，而且沈阳以南地区苏军不再交给国民党，苏军撤走的所有地区，中共可以自由处置。苏军还声称，凡苏军撤走的地方，包括沈阳、四平，中共军队可以放手大打，哈尔滨等地，应该坚决控制，不要让国民党军队开进。
　　3月16日，中共为争取进驻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提出作战部署并致电周恩来：美蒋由北平派小组到东北，其目的在急于停战，使我方不好占领长、哈、齐。所以，中央要求代表团立刻与苏方交涉，在停战小组到达东北之前及到达后的几天内，迅速从这三个城市撤出，“以便我军进驻”。
　　4月14日，苏军撤出长春。当时，长春只有一些警察部队，苏军只允许国民党军队在其撤出之前3天才能入城，但苏军事先并没有通知国民党具体的撤军日期，这就给了中共军队先下手为强的机会。苏军一撤走，中共军队就向长春发起进攻。4月18日，中共军队占领长春。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于当天致电中共东北局：“我应力争保持长春于我手中。”4月15日，周恩来宣布东北进入“全面敌对”状态。
　　此时，操纵东北形势逆转的斯大林再次向蒋中正施压，重新提出组建“联合政府”的要求。5月3日，苏军宣布全部撤离中国后，5月8日，斯大林转告国民党，欢迎蒋中正前往莫斯科或边境某地进行会晤。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建议蒋中正接受斯大林的邀请。权衡再三，蒋中正仍然拒绝了斯大林的邀请，表明不会同意“建立联合政府”而使中国受到削弱。“必要的话，将单独抵抗苏联的侵略”。[孙帅(Sunshine)注：以前在报纸上看到过，蒋中正起初同意去苏联会晤，斯大林派的专机飞到新疆的时候，蒋中正突然变卦，彻底倒向了美国一方，于是斯大林下令“不与这个政府合作”，随后开始暗中援助中共大量武器。但是我在网上没有找到相关史料。]
　　看到蒋中正不肯就范，斯大林加大了对中共的支持力度，以对抗蒋中正领导的国民政府。抗战结束之初，斯大林虽为中共进入东北打开了方便之门，但他们已运走了东北的重要工业设备，而且在武器弹药方面也几乎没有给中共提供什么援助。现在，斯大林为了教训蒋中正，把受降缴获70万日本关东军和几十万伪军的武器装备设法交给中共军队。由于苏联和中华民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且有正式外交关系，不便公开支持中共，所以斯大林没有直接把这些武器交给中共，而是让中共军队“自己找到”武器仓库，“捡到”了大批成建制的精良武器装备。据苏军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回忆，仅他的两个方面军就移交给中共军队70万只步枪，3700门各类火炮、近680座军火库，同时，通过中国私营商人租用了美国船只，以运送粮食为伪装，将一批武器弹药运送给山东半岛的中共军队。尽管中共军队需要经过扩军和训练才能使这些武器装备发挥威力，但胜负的天平已经开始向中共倾斜。两年后，装备精良的中共东北野战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整个中国战场。
　　1946年6月26日，被30余万国民政府军包围在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宣化店地区达7个月之久的6万中共军队发起突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二战后，欧美国家民众普遍反战厌战，对于中国国共内战十分不满。中国内战全面爆发之际，美国通过决议禁止向中国交战双方提供武器，1946年7月29日，美国开始拒绝签发向中国提供武器的出口许可。在颁布禁令的同时，美国通知英国、加拿大和比利时等欧美国家，要求它们同步采取行动，得到这些国家的响应。英国外交部宣称:“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励中国现时的内战。为了这一目标，只要内战还在持续，我们就不向中国出口任何战争物资”。
　　1946年9月，中共筹划在苏联军事管制区大连建立军工生产基地，认为“苏军对我党的工作是默认的、支持的。大连是由我党控制的一个隐蔽的后方，不直接受解放战争的影响。”1947年7月1日，苏军同意将“满洲”化学、大华炼钢、进和、金属制品、制罐及曹达等6家工厂移交中共；同时，中共投资建设的引信厂、弹药厂等也陆续建成。这批新旧工厂共同组建为一个规模庞大的联合企业，对外用民办企业的名称。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现代化军工联合企业“大连建新公司”就这样诞生了。为避免给苏联在外交上引起麻烦，中共采取只做不说的方针，不做公开宣传、不见诸报刊文字。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后来谈到大连的军工生产时，曾高度赞扬说，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
　　1947年7月，美国特使魏德迈到中国考察。在东北，魏德迈发现，由于补给严重不足，原来由美国在印度装备和训练的新六军已不再是当年的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告诉魏德迈，新六军在东北“消耗很大，又不能休整补充，完全被拖垮了”；在枪弹方面，“自动武器大都消磨太厉害，冲锋枪有好多已不能连发。”“自动武器和迫击炮没有充足的弹药补给，尤以炮弹奇缺”；在运输工具方面，“汽车和其他特种车辆，都已到报废年龄”；在士气上，“新六军战斗力赶不上当年的三分之一，官兵士气低落。”面对这支曾在抗日战场上作为中国军队“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军，曾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的魏德迈对廖耀湘大吼：“美国训练的的那只军队早就不存在了。那批人一半已经被迫当了逃兵，另一半已经被你们错误的指挥送进坟墓，现在的军队只是在满洲征召的农民而已。”魏德迈回到南京后，在招待会上不顾外交礼仪，当着蒋中正和外宾的面，即席发表了长达数小时的演讲，严厉批评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被国民政府视为奇耻大辱，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甚至在演说中途即痛哭流涕而退场。魏德迈在考察报告中警告：国民党军事上已处于劣势，中共很可能统一中国。
　　军力此消彼长，蒋中正败局已定。
　　1948年3月29日，蒋中正被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于5月20日就任。4月18日，国民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于同年5月10日施行。8月，国民政府在大陆地区改革币制失败；9月，济南战役失利，军事、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逆转，在辽西会战、徐蚌会战、平津会战中，军队精锐尽失。
　　1949年元旦，蒋中正发表求和声明。宣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1月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评战犯求和》的评论，予以回击。可是，1月10日，斯大林却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在电报中让毛泽东大体这样答复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一向赞成中国和平，但是，由于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因此南京政府应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赞成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但“不能让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参加，中国共产党赞成在没有任何外国调停人参加的情况下同国民党进行直接谈判”。毛泽东由此怀疑，斯大林是否有意在中国搞“南北朝”，让国共两党划江而治。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他说：“有些外国朋友对我们的胜利半信半疑。他们试图说服我们，停止在这里，把长江作为与蒋的分界线，建立‘南北朝’。”甚至到了1957年，毛泽东对此事仍念念不忘：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他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在一连串失败面前，握有重兵的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等要求蒋中正下台。1949年1月21日，蒋中正发布“引退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理总统职务，与共产党进行和谈。李宗仁议和失败后，4月20日，中共军队渡过长江。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再也不是十几年前那个对苏联唯命是从的政党了。对于斯大林的“国际指示”，毛泽东可以置若罔闻。用毛泽东的话说，“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也逐步摆脱了这个多次挑起中国内战，并趁机侵吞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进而迫使外蒙独立的“苏联老大哥”的“指挥棒”，直至中苏彻底决裂。

败退台湾

　　1949年12月10日，中共军队逼近成都，蒋中正飞往台湾，此后，蒋未再踏足中国大陆一步。
　　1950年3月1日，蒋中正重新履行中华民国总统职权。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恢复对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及经济援助，并派遣第七舰队协防台湾。
　　蒋中正在台湾最大愿望是反攻大陆。1950年5月16日，蒋中正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他一度认为朝鲜战争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国民党军队在美苏交战下可反攻大陆，但朝鲜战争在斯大林死后迅速结束，美苏关系也随之缓和。国民党军队虽不断尝试小规模对大陆反攻，败多胜少。但蒋中正仍坚持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对包括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地区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拥有主权。
　　为了与中共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蒋中正主持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冷战背景下，大部分西方国家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联合国及其他组织内的中国席位也由中华民国代表。中共“输出革命”的外交政策和文化大革命等动乱，也促使这种国际情势得以持续。
　　1971年，蒋中正坚持不接受美国提出的“双重代表”建议，即由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同在联合国代表整个中国。于是在联合国通过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中华民国政府称为“排我纳匪案”）之前一刻，中华民国代表团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
　　1969年9月16日，蒋中正在台北阳明山遭遇车祸，身体状况自此大为衰退。蒋中正在1975年于病中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4月5日清明节午夜十一时五十分，蒋中正因突发性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官邸去世。

资料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