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频繁登场的伪政权

孙帅(Sunshine)于2006年8月搜集整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我爱国志士和广大人民一致对外，奋起抵抗日寇。然而，一些败类却沉渣泛起，卖国求荣。在日寇的诱迫下，他们或半推半就，或明目张胆，先后在东北、华北、南京、华中、内蒙古等地建立了一系列伪政权，为其主子军事上进攻、政治上统制、经济上掠夺、思想上欺骗中国人民充当帮凶。本文概略记述了这些伪政权的建立、演变和覆亡，借以揭露汉奸的卖国罪行和日寇“以华制华”政策的罪恶本质。

“蒙古军政府”：大元帝国痴梦

　　日军侵占东北后，在关东军的策动下，内蒙古东蒙三盟加入伪满洲国，关东军得陇望蜀，又向西蒙渗透。这一趋势，既使西蒙各旗猝临复杂政局，亦使少数王公贵族难以按捺“独立”野心。德王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迈出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第一步的。
　　德王生于1902年，6岁继承王位，10岁晋升和硕杜稜亲王，22岁升任锡盟副盟长。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谙熟汉文，与迂腐老迈的王公相比，显得有新思想，因而颇具号召力。1929年，德王被南京政府委任为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关东军也十分看好德王，多次上门游说拉拢。九一八事变后，锡盟盟长索王在德王和关东军内外压力下称病去职，德王代之，由此掌握了盟务大权。
　　出任盟长后，德王复辟大元帝国的野心日益暴露。此时，关东军为了染指西蒙，频频向德王示好。而南京政府为了防止西蒙伪化，也不得不派人前去安抚。德王左右逢源于关东军和国民政府之间。1932年秋，蒋介石在武汉召见德王，但未应允其“蒙古旗宣抚使”的职务要求，德王十分恼怒。1933年3月，关东军西侵热河，4月再占察东多伦。德王决计乘势破釜沉舟，加快“独立”步伐。7月26日，德王召集西蒙各旗王公召开第一次自治会议，联袂向南京政府发出请求“自治”通电；8月14日，再电南京政府，宣布西蒙准备成立“自治政府”，局势骤然紧张。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德王和蒋介石各有让步，决定成立直属行政院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由于其他王公大多年迈多病，“蒙政会”大权一开始就落在德王之手。
　　“蒙政会”成立不久，德王感到不但“独立建国”愿望没有实现，其活动还要受国民政府，甚至是察哈尔、绥远两省的制约。加上关东军加紧对德王的策动工作，向其提供了大量枪弹和经费，颇增加了他的好感。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彻底走亲日路线，开始频频与关东军接触，商讨建立“蒙古国”事宜。国民政府不断接到相关密报，为了防止西蒙全部被德王裹胁而去，南京方面先声夺人，于1936年1月25日，明令将“蒙政会”一分为二，另行组织“绥境蒙政会”，将德王所辖一部分改称“察境蒙政会”。
　　2月10日，德王在王府大蒙古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并以成吉思汗三十世子孙名义宣读誓词，表示“誓愿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到会表示祝贺，强调“日蒙携手，亲密合作”。5月初，德王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正式成立“蒙古军政府”，使用成吉思汗纪元731年纪年，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
　　蒙古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开始编练蒙军工作。其间，关东军西进计划受到傅作义部阻击，停滞不前。10月初，关东军与德王商定，武力西犯绥远。岂料傅作义先发制人，一举摧毁关东军特务机关，并重创德王伪蒙军。傅作义乘胜追击之时，“西安事变”发生，不得不停止进攻，双方进入对峙状态。
　　西犯绥远惨败后，伪蒙军尽管得到整编补充，但不敢轻举妄动，只能龟缩德化一代，静观事态发展。“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傅作义部向德化进攻，德王如惊弓之鸟，仓皇逃回苏尼特旗王府，再度挂起“察境蒙政会”招牌，以为缓兵之计。“蒙古军政府”告一段落。

伪满洲国：中国现代第一个伪政权

　　日本帝国主义一直觊觎中国东北，将其视为“希望的土地”。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起草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宣称要在东北“建立一个由日本国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这一方案得到了裕仁天皇的认可。为了稳妥地策动东北“独立”，关东军计划先在省、县建立伪政权，而后再逐步扩大，直至建立伪满洲国。
　　从1932年9月开始，关东军特务便开始频繁活动，策动各地汉奸“独立”。首先宣布“独立”的是吉林省的熙洽。9月28日，熙洽声明同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宣布“独立”，任命了一批汉奸为吉林省各机关的官员，并“聘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为顾问。11月10日，辽宁省伪政权亦宣告成立，以袁金铠为伪省长，并将辽宁省改为奉天省。后来，关东军认为袁金铠效命不力，又启用前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出任伪省长。黑龙江省由于马占山抗日，伪政权建立最迟。1932年初，日军占领锦州，张学良政权退出东北。在这种形势下，马占山对日妥协。1月7日，张景惠发表就任“省长”宣言。至此，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的伪政权都建立起来了。
　　为了把“自治运动”扩展到市县，1931年11月10日，日军指使汉奸于冲汉在沈阳成立“自治指导部”，监督和指导各县行政，拼凑县一级政权。“自治指导部”不只是日本侵略者攫取县市一级政权的主要工具，同时还是制造伪满洲国的重要宣传机构。许多有关“满蒙独立运动”的宣传品，以及各县所谓“促进”伪满洲国建立的电文，都出自这个机构。
　　在地方伪政权建立起来后，日本侵略者便开始策动溥仪到东北，成立伪“中央政权”。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1911年被迫退位。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溥仪被赶出北京，被日本人安排在天津日租界，严加掌控起来。1931年底，日军采用劝诱加威逼的方法，将溥仪从天津带到旅顺。
　　1932年2月初，日本军部要求关东军务必在2月中旬前建立“新国家”。从2月5日到25日，关东军接连召开了10次所谓“建国幕僚会议”，加紧策划并具体制定建立伪满洲国方案。2月16日，关东军在沈阳召开“建国会议”，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四人，所以又称“四巨头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四巨头”接受了建立伪满洲国计划。与此同时，关东军指使“自治指导部”普遍开展“促进建国运动”，千方百计地从事伪造“民意”的宣传。
　　1932年3月1日，关东军发表所谓“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3月9日，举行了溥仪“就职典礼”和升“国旗”仪式。伪满洲国定都长春，年号为“大同”，以新五色旗为“国旗”，元首称“执政”，溥仪出任“执政”，郑孝胥任“国务总理”，赵欣伯任“立法院院长”，于冲汉任“监察察院院长”，张景惠任“参议院议长”。1934年3月，伪满洲国改称为“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改为“康德”。
　　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就同日本签订了卖国条约——《日满议定书》，甘当被日本人玩弄于股掌的傀儡。在随后的13年时间里，日本帝国主义残酷镇压东北人民的正义斗争，疯狂掠夺国民经济命脉，大搞淡化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殖民教育，并以移民方式抢占中国大量土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保障战争机器运转，日寇在伪满汉奸的帮助下，更是极力搜刮战争资源，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苦难。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关东军一败涂地。15日，裕仁天皇发布《停战诏书》后，关东军向苏联红军投降，伪满洲国即土崩瓦解。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昙花一现

　　日军武装侵占我国东北后，又立即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地区。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签订了《塘沽协定》，使得华北门户洞开。此时，由于尚未完成全面侵华准备，加之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日军决定改变侵华政策，由以军事占领为主、政治侵略为辅，改为以政治侵略为主、军事占领为辅，也就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
　　从1935年4月开始，日军开始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是年9月，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散发了《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小册子，公开鼓吹“华北自治”。同时，他还发表《声明》，宣称要“依靠华北民众力量，逐渐使华北明朗化”，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10月的日本内阁会议又通过了“鼓励华北自治案”，“分离华北”成为日本“帝国政策”的组成部分。
　　多田骏把策动的目光瞄准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河北省主席商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和山西绥远绥靖主任阎锡山，妄图把这四个华北实力派拉拢在一起，拼凑一个“自治政权”。但是四人都不愿意先出头，对此冷淡敷衍，采取观望态度。不久，策动工作宣告失败。
　　关东军不满天津驻屯军负责的“华北自治”工作进展缓慢，也急欲插手华北。1935年10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把土肥原派去华北，“积极建立满洲所希望的亲日亲满政权”。土肥原仔细衡量宋、阎、韩、商四人，决定首先把手伸向最有可能的宋哲元。岂料宋哲元不愿叛国投敌当汉奸。土肥原的策动计划很快就落空了，于是决定暂时停止说服宋哲元，而全力策划殷汝耕首先脱离南京政府，撕开“华北自治”的口子，以便向日本军部有所交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出笼了。
　　殷汝耕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取得联系。一·二八事变时，殷任上海市政府参事，曾代表市长吴铁城与日方谈判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签订后，作为亲日派的殷汝耕被委任为冀东“蓟密区”专员，后兼任“滦榆区”专员。从此，殷汝耕独揽了整个冀东地区的军政大权。当土肥原向殷汝耕提出，由其主持首先在“战区”实行“自治”时，殷受宠若惊，欣然从命。
　　1935年11月23日夜，殷汝耕和一批汉奸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家旅馆中聚会，策划“冀东独立”问题，土肥原等一伙特务也参加了会议。11月24日晨，殷汝耕由天津返回通州。晚上就召开了有蓟密、滦榆两区各县县长及香河、昌平、宝坻三县县长、各保安队长参加的会议。殷当场宣布实行“自治”，并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11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宣告成立，殷汝耕任委员长。自治区域除原冀东二十二县外，还包括延庆、龙关、赤城三县。是年12月25日，殷汝耕在日本支持纵容之下，公然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总揽军政大权。
　　1938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吞并。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北洋遗老通敌

　　1938年1月18日，日本陆军省拟订《华中政务指导方案》，提出要在华中建立亲日政权。后又指定陆军特务部负责筹措，在华中建立伪政权工作进入实施阶段。在物色华中伪政权的头面人物时，华中日军特务机关长原田熊吉看上了唐绍仪，多次前往上海游说，但不久唐被刺身亡，只好另觅名流。就在日军为找走狗而煞费苦心时，段琪瑞的心腹梁鸿志主动找上门来。原田熊吉很重视梁在北洋时期的政治经历和他与“华北临时政府”汉奸的历史关系，认为他是“进行新政权机构建设的最合适人选”。
　　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陈箓任“外交部长”。下辖苏、浙、皖三个省政府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政府。华中伪政府成立后，梁鸿志一伙对主子的意图心领神会，在他们登台的两年时间里，以维新政府的名义组建汉奸军队，订立卖国条约，出卖华中资源，劫掠人民财产，发行伪钞，控制金融，犯下了累累罪行。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该伪政权被吞并。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群奸同流合污

　　平津战事扩大后，关东军强烈要求大本营批准对西蒙直接用兵，以实现其侵占整个内蒙古的宿愿。1937年8月9日，日本参谋本部批准了关东军的请求，次日，关东军即组建察哈尔派遣兵团司令部，并在多伦设立前方指挥所。蛰伏在苏尼特的德王被召至多伦，准备协同关东军西犯绥远。8月20日，伪蒙军配合关东军西犯，一月之内先后占领多地，并赶走了傅作义，占据了绥远省城。忘形之余，德王再做“建国”迷梦，准备“定都”归绥，但遭关东军的拒绝。8月27日，关东军携伪蒙军攻占张家口，张家口商会于品卿投敌，组织张家口治安维持会。9月4日，在关东军操纵下，以张家口维持会为基础，成立“察南自治政府”。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即如法炮制维持会，后又成立“晋北自治政府”。
　　关东军虽已将察南、晋北20余县划入“蒙疆”地域，但却不打算立即在该地区建立统一的伪政权，而是要对各伪政权实行分治合作方针，以牢牢控制各傀儡，特别是遏制德王“独立建国”的欲望。德王在多次碰壁后，只好暂搁“建国”想法，按照主子的意思，将“军政府”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内蒙古、察南、晋北3个伪政权分治格局大体形成后，关东军开始考虑三者的合作问题。1937年11月22日，伪蒙政府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召集各伪政权头目开会，指示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为避免各伪政权角逐最高权力而纷争，总务委员长一职由金井章二代行。这个委员会虽然在名义上不成一级行政机构，但金井章二位居其上，显而易见使其成为各伪政权的太上皇。此后，德王贼心不死，又向关东军提“独立建国”事，并带人跑到东京游说，遭到拒绝后无功而返。1939年4月，关东军为稳住德王，委任其为总务委员长。
　　进入1939年以后，国际形势急剧恶化。5月，诺门坎事件爆发，日军北进计划被苏军挫败。日本大本营深感北方防务软弱，指示驻蒙军加快“蒙疆”防共地带建设，促成各伪政权的合并。在关东军应允将察南、晋北伪政权降为地方政权后，德王于8月29日召开“第四次蒙古大会”，通过了政权合并方案。9月1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德王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德王会同日本经济侵略机构，采取严格的经济统制政策，开发产业、垄断金融、控制交通，对“蒙疆”经济资源和人民财产进行了野蛮劫掠。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苏蒙联军占领德王府。19日晚，德王、李守信携部分伪政府要员，随撤退日军逃亡北平。途中，接到蒋介石委任电报，不由重新燃起新的希望。之后，德王赴重庆，继续鼓吹蒙古独立。李守信只身出关，为蒋介石组织“东北民众自卫军”，继续与人民为敌。历时10年之久的伪蒙小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傀儡政权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扩大战端，向中国驻军发动全面进攻，7月底攻陷北平、天津。随后，日军便着手在平津两地组织汉奸维持会，以彻底取代名存实亡的国民党地方政权机构。7月30日，北平维持会成立。8月1日，天津如法炮制，成立了维持会。不久，平津两地维持会又成立联合会。华北沦陷区各市县亦陆续成立了数十个汉奸维持会。
　　1937年8月底，寺内寿一大将出任新组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抵天津后立即策划在华北成立统一的伪政权，并委任喜多诚一为特务机关长，具体筹措伪政权的成立。起初，喜多看重与南京政府无历史渊源的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等人，多方设法游说他们“出山”，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后又把目光转向王克敏、董康等北洋遗老。
　　王克敏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中是有名的亲日分子，深得日方青睐。七七事变后，他蛰居上海，待价而沽。喜多亲赴上海，二人一拍即合。11底，王克敏衔命北上，到北平后即与董康等人成立“政府”筹备处，并计划于1938年元旦登场。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日军为打击国民党抗战意志，指令王克敏立即成立伪临时政府。翌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匆忙粉墨登场，并发表宣言，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辖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个省公署和北平、天津两个市政府。伪政府成立后，平津维持会联合会宣告解散，各地维持会也都先后纳入伪政府系统。1938年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也并入“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成立后，日军为把华北建成“以战养战”的战争资源基地，对华北资源进行了空前野蛮、贪婪的掠夺，不计其数的煤、铁、盐、棉及粮食被日军战争机器吞噬。日寇还在华北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大肆宣扬所谓“王道”思想，以泯灭我民族抗战精神。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华北群奸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或携家眷细软外逃，或托关系寻找新靠山，历时8年之久的华北伪政权曲终人散。

“伪国民政府”：汪精卫卖国求荣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身为国民党中央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就积极鼓吹“抗战必败”的亡国论调，竭力鼓吹妥协和投降。1938年7月，日本对蒋介石的诱降工作失败后，决定撇开蒋介石，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0月，汪精卫发表谈话，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11月中旬，双方代表在上海“重光堂”签订密约，并拟定汪精卫从重庆出逃。同年12月18日，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秘密逃离重庆，后经昆明到达越南河内。日本政府得知汪精卫出逃后，于12月22日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12月29日，汪精卫在香港向蒋介石等人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明确表示了其卖国立场，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
　　汪精卫的卖国投敌立刻遭到了全国各党派人士的强烈声讨。1939年元旦，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汪一切职务，同时要求抢在汪离开河内到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杀掉。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偕大批军统特务立即飞往河内，准备刺杀汪精卫。但由于情报失误，加上汪精卫早有防范，军统在河内的刺杀行动失败。戴笠此后又接连策划暗杀行动，但连续五次皆未得手。
　　汪精卫遇刺未死，顿生报复之心，决心死心塌地投靠日本。日本政府特派影佐祯昭等人前往河内，将汪精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转移到了日本货轮“北光丸”上，于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汪精卫赴东京，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乞求建立伪中央政府。1939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出卖国家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将北平、南京的傀儡政权合于一体，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汪在就职典礼上称，要还都南京，“全国以内只有此惟一的合法中央政府”。尽管表面上华北、华中伪政权同时宣告解散，但由于得到华北日军的支持，华北伪政权更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后，实际上自成一体，根本不认同汪伪中央。
　　汪伪政权建立后，一方面实行与日本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原则，疯狂劫掠沦陷区经济资源，协作“大东亚圣战”；另一方面积极在敌占区建立各级伪政权，组建伪军，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口号，破坏抗战，配合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和“扫荡”，残酷杀害沦陷区人民。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陈公博主持召开了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解散伪“国民政府”，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会后发表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汪精卫傀儡政权正式宣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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