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乾道九年七月（公元1173年8月），时任严州教授的袁枢，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编完了《通鉴纪事本末》二百三十九卷。他为自己的工作成果感到十分兴奋，只是怎么也无法想象，800年之后，他的书会被一位开创新纪元的伟人多次阅读和评点，而且再版了多次，成为中国历史学的经典之一。
　　这位伟人就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
　　毛泽东喜欢读史书，据他的护士孟锦云回忆，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次阅读的印迹。有一段时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入了迷。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
　　事实上，毛泽东从很年轻时就开始非常关注中国历史，随后几十年不止不倦地几乎通读过所有主要的史书，除了全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各朝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外，还读了大量的稗官野史、各种历史通俗演义、笔记小说、札记、随笔等。他不止一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一定要好好地读历史，要认真地读《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还说，历史书籍要多读，多读一本，就多了一份调查研究。
　　毛泽东对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也很重视，不但细读了此书，同时在许多章节中留下了大量的批语与圈点。他说过：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事实上，这种对比着读史的方法，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多一份“调查研究”。
　　据李德生（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总政治部主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回忆，毛泽东曾对他说：“《通鉴纪事本末》是中国历史的简明读本，我喜欢看这本书。看一遍不行，要看五遍。”在毛泽的影响下，李德生也开始认真阅读通鉴纪事本末，专门请总政宣传部一位同志给他辅导讲解此书。因此处到许多收益，使他“对现实中的某些问题，往往会有一种更深的感触，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在读《通鉴纪事本末》时，毛泽东在许多地方作了圈点和批注。例如，毛泽东对《后唐灭梁》一篇，读得很仔细，并写了几条批语。毛泽东十分称赞后唐灭梁过程中的三个关键人物:李存勖本人和他的两个谋士康延孝、郭崇韬。毛泽东批语道:
　　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
　　在后唐与后梁为夺取中原统治权而进行的长期战争中，李存勖继承其父李克用的事业，“不栉沐，不解甲，十五余年”。由于战争十分艰苦，有人建议“与之约和，以河为境，休兵息民”。李存勖“审机独断”，坚持执行康延孝、郭崇韬的积极进攻的战略，终于获胜。毛泽东的批语说:
　　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
　　在进攻汴州准备灭梁的最后战役前，李存勖和其他将士一样，遣送家属到兴唐，准备与梁决一死战。李存勖告别家属说:“事之成败，在此一举。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对此，毛泽东很是感佩，批了一句:
　　生子当如李亚子。
　　“李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名，这句话本是朱温败于李存勖时的感叹之词，毛泽东借引来，可见他对李存勖的赞许。
　　在读到《通鉴纪事本末》220卷写罗隐在一次战争中向镇海、镇东节度使钱镠献策一事，便十分赏识地批注:“昭谏亦有军谋。”
　　罗隐字昭谏，唐代诗人。年轻时总共考了十多次，自称“十二三年就试期”，最终还是铩羽而归，史称“十上不第”。
　　在读《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叙述张宾出谋划策帮助石勒攻取幽州一事时，批道：“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
　　张宾是石勒的谋士，其时石勒与辽西公疾陆眷战于襄国城，石勒打算率众出城决战，部将则认为敌军势大，不如坚守。张宾、孔苌建议说，敌军精锐集中攻打北城，但他们远道而来，连打了几天，都认为我们怯弱而不敢出战，有轻敌之意。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故意示之以弱，暗中在城北打二十几个突击通道。等他们到城下站脚不稳之时，出其不意冲出去攻打他们最精锐的末杯部，末杯一定料想不到，肯定阵脚大乱，必败无疑。石勒听从张宾建议，按他的方法作了好准备，等敌军来时，由孔苌率军从突击通道杀出去。末杯大吃一惊。孔苌一冲即退，末杯愤怒地跟着追来。果然中了突击通道两旁的石勒军的埋伏，成了俘虏。疾陆眷大败而逃。
　　这一战是石勒攻取幽州的关键一战，张宾的谋划建立在对敌情敌心的准确分析上。所以毛泽东十分赞尝。
　　毛泽东重视《通鉴纪事本末》，直接原因是重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据孟锦云回忆，毛泽东曾对她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士 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毛泽东还劝孟锦云读一读《资治通鉴》，并且送给她一本介绍《资治通鉴》的小册子作为入门读物。他说，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
　　孟锦云问：“‘相砍书’？可真有意思，‘砍’就是战争吧？”
　　毛泽东总结性地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他认为，《资治通鉴》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治乱兴衰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讲，他将《资治通鉴》这部300多万字的史书读过“一十七遍”。
　　在毛泽东的藏书中，既有《资治通鉴》的线装本，又有1956年初版的这个点校本。这两种不同版本的同一史书里，都留有他圈点批画的笔迹和记号。
　　毛泽东读史，并不是在书斋里做学问。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读史是为了现实政治服务，既是一种学习借鉴，也是一种调查研究，所以，他总是能从历史的字里行间读出隐含在其中的许多言外之意。
　　据1975年被毛泽东聘为陪读老师的芦荻回忆：“对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他从不给以简单的论断，而是谨慎地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具体地加以剖析。譬如对于宋代的道学家，他既深刻地指出了道学维护没落的封建统治的反动本质，又没把情况复杂的道学家简单化。他对朱熹，一方面指出他的虚伪，说他责打被压迫的妓女，给妓女加上伤风败俗的罪名，而自己却又纳妾；另一方面又指出朱熹的学问渊博，是个大学者，而且还颇有开通的地方。一方面指出骂曹操为‘汉贼’的正统观念始自朱熹的论著，另一方面又说朱熹的《紫阳纲目》是应该一读的著作，并手写了‘紫阳纲目’和‘道学三朱熹’。他让我读朱熹的书，并说，这是很有用处的。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和态度指导下，毛泽东把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读活了，用神了。毛泽东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做证实历史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就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这一问题，毛泽东举出一些理由和例证加以说明。他曾对芦荻老师说：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继建的新王朝的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里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的结果，是被迫的，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凡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毛泽东认为，洋洋4000多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形、生产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毛泽东认为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假话。
　　毛泽东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一定要好好地读历史，要认真地读《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读，否则就读不好，弄不清历史发展的头绪。他认为，书读得多了，又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理，就会少失误、少上当、少受骗；就会尊重历史、维护历史，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读史的态度与方法，不仅使他本人获得巨大收益，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一个永恒的优秀典范。如果当年的袁枢地下有知，该不知有多少欣慰。袁枢忠直一生，学识过人，但是知之者并不多，毛泽东当为其知音之一。毛泽东和袁枢，间隔了整整８００年。在这８００年之中，中国大地演出了无数悲喜离合之剧，然而不管历史如何变幻，一条源远流长的思想文化脉络，将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连接了起来，并将继续地延伸下去。2001年1月3日，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07周年前夕,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和浙江华宝斋古籍书社联合出版了《毛泽东评点〈通鉴纪事本末〉》影印本。
　　或许，这就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再次复兴的基础。能为这个基础添砖加土，既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也是一种幸运。